提起征地拆遷，許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發財致富甚至一夜暴富。依此邏輯，農民都會歡迎征地拆遷。但筆者近期在中部某市調研發現：近郊農民對征地拆遷的態度比較曖昧，甚至有些農民很不愿意。面臨即將啟動的征遷項目，他們的態度并不積極。

　　具體來看，近郊青年對征地拆遷的態度顯得曖昧。他們普遍在市區務工或做小買賣，征地拆遷并不影響他們的生計，反而能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。但反過來看，他們目前在村里住著寬敞的樓房，有人買了汽車，出行也比較方便，住進小區后反而有些擁擠，還要交物業費。

　　　明確表示不愿意拆遷的主要是中年人和低齡老人。低齡老人普遍還在種菜，每家1~2畝菜地，一年1萬~2萬元收入。按他們的觀點，征地每畝補償5萬余元，很快就花完了，不可持續。對于中年人而言，雖然有些人就近務工，但因為當地企業少、就業機會少，所以大部分中年人的生計預期是逐漸從勞務市場退回到菜地，靠種菜來維持生計。

　　綜合各年齡段農民態度來看，近郊農民之所以對征遷的態度不積極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：

　　第一，征地拆遷削弱了近郊農民的生計優勢。如前所述，近郊農民家庭生計屬于一種特殊的“半工半耕”模式，即年輕人就近務工，早出晚歸，不會產生留守問題，家庭生活比較完整；老人務農，普遍種植蔬菜，單位面積產值高、效益好。正是基于這種生計優勢，近郊農民的家庭收入高，蔬菜自給，生活成本低，日子小康。拆遷之后，沒有了菜地，家庭收入缺了一大塊；住進小區，生活開支增加，生活水平很可能降低。

　　第二，征地拆遷并沒有給農民帶來巨大財富增量。因為基層政府嚴格執行宅基地管理政策，所以從總體上遏制了農民“種房子”行為，絕大多數農戶的住房面積和家庭功能性需要相匹配。回遷房分配政策也規定了每戶面積的上限，拆遷戶在滿足自家住房需要后，很少出現剩余多套空房情況。農戶房屋拆遷所獲補償款，在裝修完回遷房后也不會有太多剩余。在耕地補償方面，人均面積0.3畝，戶均1~2畝，補償款總數不大。兩方面補償加起來，并未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實現“一夜暴富”。

　　　第三，新征地拆遷養老保險政策引發農戶養老焦慮。按照之前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政策，拆遷農民到達退休年齡后可以領取1000余元養老金。但按照新政策，拆遷戶統一參加城鄉居民養老保險，政府給付的一次性養老保險補償金計入居民養老保險個人賬戶。當地農民算了一筆賬，按新政策，大多數拆遷戶到時每人每月只能領取四五百元養老金。養老金水平降低，大大增加了中老年群體的養老焦慮。

　　可見，與媒體經常報道的城中村拆遷暴富邏輯不同，近郊農村拆遷并沒有產生普遍的、巨大的財產變現和財富增長效應。相反，近郊農民原有的生計優勢被削弱，加之養老金水平降低導致的養老焦慮，他們對于征地拆遷的消極態度也就不足為怪了。

　　從根本上看，近郊農民對征地拆遷的積極性低，并不是因為征地拆遷補償標準太低。當地執行征遷政策時，都是參照上限標準補償農戶，導致實際補償水平高于許多地區。這種上限補償的好處是有利于加快征遷工作進度，壞處是增加了征地拆遷成本，增加了資金鏈壓力，進一步后果是個別項目還遷房建設資金不能到位，阻礙工程進度，農戶拆遷3~4年還未住上還遷房。

　　剖析近郊農民面臨征地拆遷的復雜心態，其現實意義在于：我們要充分反思當前一些地區的大躍進式城鎮化模式。不充分考慮當地經濟增長形勢和就業吸納能力，而大規模、快速擴張城市邊界，僅僅在數據上提高了城鎮化率。問題在于，許多郊區農民雖然可以通過征遷成為城鎮居民、進入小區生活，但是這種沒有穩定生計能力支撐的城鎮居民身份和現代小區生活，對他們來說就不是美好生活的升級躍遷，反而隱含著生活降級風險。

　　作者系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