強制搬遷合法性判斷與裁判基準時問題

　　市縣級政府組織實施強制搬遷或者拆遷，一般均依據已經生效的補償決定或者拆遷安置補償裁決進行。這就可能出現一種情形，即實施強制時，所依據的征收補償決定或者拆遷安置補償裁決具備形式上存續力，具有公定力和執行力，但在實施強制后征收補償決定或者拆遷安置補償裁決的效力被否定——既可能是行政機關自我糾錯，也可能是被復議機關或者人民法院依法撤銷。

　　實踐中一些被征收人（被拆遷人）起訴要求確認強制搬遷行為違法并要求國家賠償，此即涉及人民法院對強制搬遷的評判，是以行政行為作出的時間為基準進行判斷，還是以人民法院裁判的時間為基準的問題，也即裁判基準時問題。

　　由于行政行為作出與行政行為被訴至法院、以及法院作出裁判，必然會存在時間差，在此期間行政行為所依據的事實或法律均可能發生變動，因而討論裁判基準時十分必要。我國行政訴訟的裁判基準時原則上是行政行為作出之時。

　　但實踐情形十分復雜，法官必須參酌多重因素。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行政行為的性質究竟為何，行政行為是否已經得到實施，在實施行政行為時，是否已經知曉事實和法律依據已經發生了變化。

　　如系即時性行政行為，一經作出，法律后果已經確定發生，并且也不存在恢復或者回復到原有法律狀態的問題，也并非要建立一個向后具有持續性效力的法律秩序，在此情形下，應嚴格按照作出行政行為時點的事實和法律狀態進行評價，而無需考慮行政行為作出后事實與法律的變化。

　　當然，如即時性行政行為尚未完結或雖然完結但尚未獲得執行，則仍應結合具體情況，考慮變化后的事實和法律，以裁判時或雙方當事人言詞辯論終結時作為裁判基準時，以充分實現對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和訴訟經濟。

　　一些國家判例即認為：在驅逐出境案件中，法院對驅逐出境是否合法的審查，應依據法院裁判時的事實狀態（有無危害公共安全與秩序而應驅逐出境之情事），判斷驅逐出境的合法性。比如當事人因來自于敵對的國家而被決定驅逐出境，但在具體遞解出境前，該國已經被宣布為非敵對國家等情形。

　　于棲楚案指出：被拆遷人在拆遷裁決規定的拆遷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拒絕拆遷的，貴陽市政府可以進行強制拆遷。

　　但作為申請和實施強制拆遷依據的（1996）筑遷裁字第9號裁決，此前已被貴陽市云巖區人民法院作出的（1996）云行初字第13號判決撤銷，該判決書并已于1996年5月17日向雙方當事人送達。因此，貴陽市住建局及貴陽市拆遷處于1996年6月24日強制拆遷于棲楚房屋，缺乏法律依據

　　簡而言之，對于已經實施完畢的市縣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依據《征補條例》第27條、第28條實施的強制搬遷行為，在實施完結后，即使事后所依據的征收補償決定被依法撤銷，也不能以此即當然推定強制搬遷行為違法。對強制搬遷行為合法性的判斷，仍應依據實施強制搬遷時所成立的事實、證據和法律依據。

　　當然，在具有持續性效力的行政行為作出后，雖不因嗣后變化影響該行為作出當時的合法性，但若情事的變更將導致原行為已喪失合法性或無繼續維持之必要時，應當予以廢止。需要明確的是，此處的廢止與撤銷性質不同，對行政行為是否合法的認定也不同。廢止僅僅是否定判決作出后行政行為向后的效力，并不意味著行政行為作出時違法，更不意味著行政機關違法行政需要承擔行政賠償責任。

　　遺憾的是，由于我國行政單行法與《行政訴訟法》上并無有關行政行為廢止的規定，人民法院只能依相關法理，作出確認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合法，然后因情事變更，再增加判決撤銷或者宣布不再繼續有效，甚至在一定期限后失效。

　　顯然，裁判基準時的判斷和選擇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，甚至還要結合行政訴訟的類型來具體加以判斷。如撤銷訴訟、給付訴訟和確認訴訟，就因其具體的區別和性質的不同，而需要各自側重于選擇以行政行為作出時為裁判基準時，或是以判決時為裁判基準時。

　　對行政訴訟裁判基準時的選擇適用，必須綜合考慮法律法規的可預測性和一致性、事件本質的合理性、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尊重、訴訟經濟與程序經濟、一次性解決糾紛等有效權利保護的需要，等等。限于本文主旨，不再詳述。

　　被征收人的配合義務與服從問題

　　亞里士多德在《政治學》一書中指出：“‘法治’應包含兩重意義：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，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訂良好的法律。”《征補條例》堅持按市場評估價為基準讓被征收人得到公平合理補償，并保證居住水平不降低，較好地保障了被征收人權益。

　　《征補條例》還將被征收人知情權、參與權、表達權和監督權貫穿于全部的征收與補償程序。如是否因公共利益判斷的參與權、補償方案的建議權、房屋調查結果的確認權、評估機構的協商選擇權、評估報告申請復核、申請鑒定權、貨幣補償和產權調換的選擇權、補償內容和補償方式的協商權、申請復議和起訴權，等等。

　　實踐中，多數被征收人都以簽訂補償協議的方式實現了自愿搬遷。減少征收補償過程中的糾紛，需要征收人和被征收人共同知法守法，依法行事，尊重法治：市縣級政府要堅持依法征收，公平補償，程序正當；被征收人也應當主動參與，積極配合，以理性方式維護其合法權益。

　　從案件審理情況看，一些被征收人不了解《征補條例》，不能正確地行使權利：

　　有的在征收與補償階段不積極主動參與征收補償進程，不配合征收實施單位具體開展征收補償工作，放棄對征收補償程序的參與和監督，造成一些原來能夠成立的訴求，因未積極參與和表達異議，而得不到人民法院的支持；

　　有的在征收調查階段不配合房屋征收部門依法調查房屋權屬、區位、用途、建筑面積等必要信息，選定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后，也拒絕注冊房地產估價師對被征收房屋進行實地查勘，拒絕在實地查勘記錄上簽署意見，由此又導致在后續司法救濟中，人民法院不得不依據《征補條例》和《評估辦法》的相關規定，直接認可房屋征收部門、注冊房地產估價師和經無利害關系第三人見證后的實地查勘記錄；

　　有的不在《評估辦法》規定的期限內對評估結論申請復核和申請鑒定，而是采取對抗式地不接收、不采納評估報告，以致錯失復核鑒定機會，造成人民法院在后續審理中只能認可評估結論；

　　有的不在法定期限內就產權調換和貨幣補償作出選擇，待征收單位單方決定補償方式后又提起訴訟，但即便勝訴，也因漫長的訴訟過程中相應房地產價格的上漲，導致錯失了取得調換房屋和貨幣補償的機會；

　　還有的強制搬遷中不到現場或者不理性維權被強制帶離，有的即便到現場也是片面對抗而不參與具體的物品核實交接工作，不在物品交接清單上簽署意見；

　　有的強制搬遷后又不及時領取房屋內物品，不接受補償款項的提存，導致損失擴大，物品無法使用，最終損害自身權益。

　　根據《憲法》，征收的本質在于公共利益，因此不論被征收人是否接受征收與補償，都應依據《征補條例》的規定，積極主動維權，而不能消極對抗，避免因不合作而造成額外的損失。在《征收條例》立法總體公平合理的前提和背景下，即使房屋征收給我們的居住和情感帶來負擔，難以實現絕對的公平合理，承受這種因公共利益來帶來的不可避免的負擔，也就成為了義務。

　　作為公民，“我們是在平等地分擔一個立憲制度所不可免的缺陷……我們就負有一種'作為公民起碼的自然義務'（natural duty of civility）,即不把社會安排的缺陷當做一種不服從它們的現成借口，也不利用規則中的漏洞來為自己謀利。”

　　申言之，面對千變萬化的社會生活，法律規則總是存在某種滯后性、有限性，執法活動也難免會形成沖突。而如果能正確對待沖突和依法解決沖突，沖突本身即會成為社會不斷完善和進步的動力。因此，對于基于公共利益而實施的房屋征收，被征收人既要積極與政府協商對話，主張公平合理的補償，也要理性維護權利，通過主動溝通、協商與民主參與而非片面對抗，共同破解“天下第一難”，促進公共福祉和個人福祉的有機統一。